三伏天的午后，阳光晒得窗外的叶子都卷了边。我坐在出租屋的藤椅里，手机屏幕上显示着西安的气温——三十九度，湿度七十八。而窗外银川的空气干燥得像一张砂纸，热是热，却不黏人，呼吸进去，喉咙里只有滚烫的干净。

这是我来宁夏工作的第十三个月。去年六月第一次走出河东机场，风迎面扑过来，沙子磨着牙，耳膜被那种辽阔的空旷震得嗡嗡响。当晚给家里打电话，儿子在西安那头问：“爸，银川是不是特别热？”我说热，但跟西安不一样。西安的暑天是湿的，从回民街的烟火里升起来，混着城墙根下青砖渗出的潮气，汗水黏在脊背上，穿堂风都化不开。而这里——太阳像一把明晃晃的刀，一刀剖开所有水分，汗还没来得及流，风一过就舔干净了。

儿子今年中考。后天出成绩。

他来电话说模考发挥还行，声音里却绷着一根弦。我听得出来，他在怕。怕重点线那个数字，怕辜负这一年的独自备考——我不在身边，他妈下班晚，他每天自己热饭、自己默写、自己对着错题本熬到深夜。西安的夏天闷得人喘不过气，他在那样的夜里熬过了一模二模三模，电话里从不抱怨，只是偶尔说：“爸，你那边晚上凉快吧？”

银川的傍晚确实凉得快。太阳一落，贺兰山就黑了，风从山那边过来，带着沙蒿和泥土的气息，一下子就吹散了白天的燥热。我习惯站在阳台上往东看——西安在那个方向。一千多里地，中间隔着黄土高原和无数个村庄，我看不见城墙，看不见回民街的灯火，也看不见儿子书桌上那盏台灯。但风是从那边来的，吹到脸上时，我总觉得还带着一点湿气，像是从护城河面掠过来的。

这一年，我学会了喝八宝茶，习惯了手抓羊肉蘸醋，甚至开始觉得银川的绿豆汤清亮爽利——不比西安加了百合莲子那种甜糯的吃法差。可冰箱里永远冻着儿子爱喝的酸梅汤，等他暑假过来。窗台上那盆绿萝是从西安带来的，活得挺好，藤蔓垂下来半米长，向着阳光一寸一寸试探——像个在异乡慢慢扎下根的人。

昨晚他打电话，我们聊了四十分钟，最后他说：“爸，要是考不上……”

“考不上就考不上。”我说，“你一个人在西安扛了一年，比什么分数都硬气。”

他在电话那头笑了，说：“你那边风大不大？”

我推开窗，夜风灌进来，干爽，坦荡，像这片土地一样不绕弯子。我说大，能把你爸从头吹到脚，吹得清清爽爽。他说那就好，替我也吹吹。

挂了电话，我在阳台站了很久。三伏天总会过去的，后天那个数字也总会来的。这一年我在风里学会了一件事——有些东西攥不住，就像沙子，你越使劲，它漏得越快。不如摊开手，让风去决定哪些留下，哪些带走。

天快亮了。东边的云染上一层淡金，贺兰山的轮廓渐渐清晰。我转身去厨房，给自己冲了杯八宝茶，热气升起来，在晨光里打着旋。我想象着千里之外，西安的暑气正一点点蒸腾，儿子大概醒了，正坐在书桌前，等那一阵从西边吹来的风。（刘海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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